如何看待佛家与书法的关系

崔春奇

来源:中国民生新闻网(中广音视)    作者:崔春奇     >    发布时间:2022-06-04    
       书法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门类,它化实为虚,走笔成韵,简单的线条墨象中,寄托了极丰富的人生意蕴,呈现出高超的艺术境界。而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之后,对中国文化的每个领域,如哲学、文学、艺术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尤其在艺术领域,如建筑、雕塑、绘画、音乐、书法等,受佛家影响更为显著。佛教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,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和二者的相互关系有以下五个特点。
       第一个特点是亦书亦佛。
       佛教诞生于古印度,传入我国以后,对中国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,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甚至要认识书法,也需要了解佛教和佛学。中国的传统书法是伴随着书写实践应运而生的,本身包含着重大的应用价值。然而,中国书法的应用性和审美性,是密切统一的,有应用性,决定了其载道的功能;有审美性,提供了其弘道的条件和可能,并进一步,因载道而有了书道,因弘道而有了书教。封建王朝建立书舘,搞习字教学,并使书法成为科吏取士旳一条途径,形成悠久深厚的书教传统。
        
       佛教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和运用书法的。通俗地说,书法主要就是写字,文字对于佛理的申记与阐扬是极为重要旳。因为文字是传达和指示概念的,佛教还进而将字,分析为字相和字义。
       学佛即是为了成佛,中国佛教主张挑水担柴,无非妙道,因此不离世间法而修出世道。佛家的《楞伽经》等许多的经文里,都一再指出了僧人通过学习音乐书画种种技术,而“渐成非顿”。可以认定佛教是十分重视书法的。《瑜伽师地论》将书法与音乐并列在“十二工业明处”之中。《杂阿含经》把书法美术绘画并列在“工巧业处”之内。巜楞伽》认为音乐,书画,渐成非顿。《五分律》载,佛听学书。之所以如此,佛教认为,书法,蕴含了无所不在的佛教真理,也就是佛“道”。“书法是作为艺术而存在,其价值在于表达对道之领悟”。因此,在佛家看来,书法作品,艺术性高低反映了书写者的道行深浅!对书法作品的欣赏,也就置入了对佛“道”的领悟与体会。
       学书也就是悟道、证道的过程。《禅宗传灯录》有一则有名的公案,“老僧30年前参禅时,见山是山,见水是水,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,见山不是山,见水不是水。而今得个体歇处,依然是见山是山,见水是水”。书家要凭借笔墨,随意纵横,从而创造出高超的艺术境界,必须要经历老僧参禅感悟山水的三个阶段,即:“平正……险绝……平正”。或“生……熟……生”。才能深刻体悟书中妙道。
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就弘扬佛道书道而言,中国历史上呈现出书、道并举的局面。首先,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看,魏晋南北朝、隋唐,作为书法艺术的极盛期,也正是佛法蔚然兴盛的时代。佛教自东汉传入以后,从魏晋开始与玄学结缘,玄学家与高僧们识见相契,而且艺术兴趣亦甚相投。所以当时的书法家,大多是清谈巨子,学者名流,高僧大德,法门龙象。最有名的书法家如钟繇、钟会、嵇康、阮籍、阮咸、王戎、山涛、刘伶、向秀、王衍,都是善言明理的人。
       僧侣书法家中如康法识,支道林,于道邃,安慧则等,都是学兼内外的高僧大德,所以魏晋南北朝,隋唐时期,书法艺术极盛的原因之一,就是出家僧众的杰出贡献。
从佛教发展史的角度来看,随着佛法宏布,寺院数量众多,而且规模日大,广聚僧居,寺庙中的高僧大德,虽不能“五明”皆通,而从事于“工业明处”中的书法艺术者,大有人在。隋朝智永和尚,是王羲之的七世孙,继承家法,精研书道,为扭转佛经传写中的混乱现象,创立“永字八法”,
       智永创立永字八法,确定笔画书写规范,并写《真草千字文》800余本,分送浙东诸寺,以为楷则。智果和尚受书法于智永,撰《心成颂》,在分析真书结构的基础上,探讨了字体结构规律,总结了书法形象美的若干构成法则。
        
       唐代怀素,也曾写《四十二章经》,传播书法,弘扬佛音。传统士大夫们,喜欢和高僧交游,也乐意书写佛经。相传东晋王羲之写过《遗教经》,唐代鈡绍京写《转轮王经》,白居易写《楞严经》,柳公权写《金刚经》,宋代苏东坡写《圆觉经》《楞伽经》。黄庭坚写《华严经》,元代赵孟頫,吴镇,清代八大山人,邓石如写《心经》等等。
书法艺术即是佛事。
       宋朝姑苏景德寺云法师《务学十门》有云:“不工书,无以传”。书法家弘一法师李叔同,他遁入空门之初,虽求字者甚众,而一度尽弃笔墨。浙江嘉兴佛学会会长范古农则认为,自古佛门书家很多,既然有人求字,不可丧失这一弘扬佛法、广结善缘的好时机。所以弘一法师不断题字写经。
       据统计,他出家后写的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和各种条幅、联句,不下一万多幅。他在夏丐尊为他编的书法作品集《李息翁临古法书序》中写道,“夫耽乐书术,增长放逸,佛所深戒。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,用它书写佛典,流传于世,令诸众生欢喜受持,自利利他,同趣佛道,非无益矣”。
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总之,书法由于佛事的开展,传播,隆盛而得以保存、普及和提高;佛法又由于佛事书法的传播,而加速了弘扬的进程,二者相辅相成,互为彰显。  
       第二个特点是无法无我。
       佛教认为,成佛的主要障碍在于“妄意浮云”遮蔽了本心,才使人不能转迷成悟的。迷体,一般表现为强烈的“执着”,这执着,既有来自于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执着即“法执”;也有来自于主观自身观念的执着即“我执”。在佛教看来,这两种执着,都应在破除之列。只有破除法执我执之“执着”,不为外界的事物和主体观念所束缚,也就是说只有你“破执”,才能证成佛道,才会成佛。
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佛家这种“破执”的观点,客观上对中国书法特别是草书艺术的发展,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所谓“破法执”,即“无法”。所谓“破我执”,即“无我”,指一任天然。狂草艺术的产生,正是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。
       王羲之草书是理性而中和的,规范的。唐太宗李世民也正是因为它具备典范性法则性,便对王羲之大加推崇,亲自撰《晋书·王羲之传赞》,使它占据有唐书坛统治地位。王体书形成的法则,牢笼了唐代书坛,整个书坛乃至于社会形成一派“尚法”之风。
  事物都有两重性。法则神圣化的结果,走向了反面,这就出现了“无法”。有意模仿的悖反,就是“无我”。物极必反,由此开辟了狂草艺术新天地。
       这个时期,以张旭、怀素为代表的狂草书法家们,不滿意王体的束缚,特别是出家人,不仅突破了传统的笔法、墨法、章法,而且突破了主观的樊篱,撑起了一杆一任天然的狂 草大旗。他们创作的狂草书法,以纯线条的驰骋,使草书蕴含了无限生机和情感追求,在笔墨的经营取舍与心灵才情的律动中,获得了真实的飞翔。出家的狂草书法家们,物我两忘,神与物游,化机在手,达到了“无法无我”的艺术巅峰:“张旭三杯草圣传,脱帽露顶王公前,挥毫落纸如云烟”(杜甫诗)。
        
       因此,唐代书坛,狂草独标一帜,到了晚唐时,草书更成为主要的书体,而且草书家队伍中,涌现出了一大批禅僧,如高闲,巧言光,亚栖,梦龟,彦修,贯休等。士大夫喜欢书法,僧侣的大多数喜欢书法,而僧侣们又往徍喜欢作草字。唐代21名草书家,和尚占了8人。当时有个顺口溜说,
       “篆书朴,隶书俗,草书贵在无羁束”。禅门僧众更喜欢独抒性灵,天马行空的狂草,写得好的,还被皇宫内府“尽收”,有的还因书法升了官,“入为翰林院供奉”。
第三个特点是大愿大行。
       大乘佛教相对小乘佛教,更强调普渡众生,不仅自利,而且利他,因此呢,其愿甚大,其行甚坚。中国佛教徒吸收了“毁寺灭佛”的教训,曾经发大愿行大行,历数百年,将佛教典籍刻成石板埋在地下,以保佛种不绝。或者将佛经刻于摩崖,书于天地,广弘佛道。北朝碑石风行北方,与佛教的盛行关系最宻切。皇帝太后倡于上,士民应于下,佛经刻石遍及北方。泰山上刻有全本《金刚经》,徂徕山映佛崖有《大般若经》。这样,书法艺术便凭借佛教僧众的大愿大行,通过直接书于峻崖山壁的佛经刻石,突破了书斋和尺素纸墨的限制。北朝的刻石,从碑制扩大而为摩崖,书法与自然融为一体。
       这种将书法推向大自然的努力,不仅仅只是空间意义上的扩大,它在美学思想上,具有革命性的价值和意义。
       中国山东泰山上的《金刚经》被誉为大字的鼻祖,榜书之宗。它位于泰山斗母宫东北中溪左侧,分布在经石峪一大片花岗岩溪床上。现存约1000字,每个字,字大盈尺,或隶,或楷,笔画拓展阔大,以圆笔为美,浑劲而婉通,雍容而肃穆。
       1000多字分布于2000平方米的花岗岩石上,错落有序,布局阔大,气势恢宏,雄壮健美。巜金刚经》摩崖,以其笔画,结体,布局之宏大,寓示佛法之庄严伟大。人站在经石峪前,心灵会为书法的浩瀚磅礴所震慑和征服,继而崇敬佛法的神妙与玄通。
       泰山《金刚经》若整体观看,犹如耸立的一尊大佛像,拈花微笑,不可思议,风神洒脱,法相庄严。分开观看,则如佛徒集结,构成饱含佛教教义和情感的世界。巜金刚经》摩崖书艺以独特的结构,在天地的大空间中,引领、启悟着欣赏者的“想”、“触”,移人情性,普施众生。
       第四个特点是非空非色。
       佛教般若实相论认为,万事万物是色,是有,但因一切皆有因缘和合而生,故无自性,故非色,故假有。又万事万物本空,因染汚幻现诸有,故非空。
       真实正确的理解,是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把握。所以《心经》提出“色空不二”的思想,指出色不异空,空不异色,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,色空双取而又色空双非。
       这种非色非空的思想,使人在入世的挣扎奋斗中维系着出世的洞大直观,寄泊着萧然疏远的境界体验。反映在书法艺术中,就是提倡静逸,古淡,萧然,淡泊,空寂的书境追求,将闲淡自然崇为书之妙境。
       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进程,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在隋唐相继产生了,如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,尤其是禅宗真正成为中国士大夫的佛教,影响到他们的处世态度和人生理想,再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推崇,禅宗与书道并行,并把禅境作为书法的最高境界。
       以“尚意”为特征的宋代书法,也鼓荡着禅宗思想笼罩的书法美学思潮。以苏东坡、黄庭坚、米芾为代表,苏,主张书法疏淡;黄,主张书法闲淡;米,主张书法平淡。三家皆以禅宗疏淡境界为书之佳境。
       苏东坡言论多涉“空”、“静”,追求旷然天真,称赞“萧散简远”,平淡自然,反对雕琢,“我虽不善书,晓书莫如我,苟能通其意,常谓不学可。”“我书意造本无法,点画信手烦推求”。与苏东坡相近的人物还有五代杨凝式,明代董其昌,近代李叔同即弘一法师。李叔同1918年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,法号弘一,书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:“一味恬静”。他自己也认为“朽人之字,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,在他出家之后的墨迹中,充滿宗教所赋予的超脱和宁静,不激不厉,心平气和,圆润含蓄的线条,疏朗瘦长的结体,雅拙中甚至有些羸弱,看上去却又是那么蕴藉和谐与潇洒自如,给人一种大智若愚,大巧若拙的感觉,仿佛进入“空寂绝尘”的艺术境界。
       第五个特点是即心即佛。
       慧能南禅认为,众生心性与佛性本无差别,人的自心即是佛心,自心即是佛。众生与佛只在一念之差,迷则凡众,悟则为佛,一旦悟得本心,便“即心即佛”。心即是佛,更无别佛……即心是佛。南禅不立文字,以心传心。在禅家看来,口中所说,手上所授,均为外在媒介,只有抛弃口与手,从自己的内心去冥想顿悟,才能达到“即心即佛”。所以,书法就是凭书法家主体的顿悟,去领会艺术的真谛,就如凭借本心去印证清静真如佛性一样。
        禅宗这一派以专修“禅定”为主。禅宗的“顿悟”之说,对中国艺术理论与实践,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,书法艺术受它的影响尤其巨大。它不立文字,直指人心,使人安静而止息杂念,见性成佛。中国书法理论中有“夫欲书者,先乾研墨,凝神静思,预想字形大小,偃仰,平直,振动,令筋脉相连,意在笔先”。要求书家作书前排除杂念,万神归一,“入定”之后,将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神奇之笔。“入定”愈深,则穷微测奥,通乎神解,可将思维引向平日未能意会到的问题,激发起灵感,也就是能将潜意识调动起来。平时无意间所见,所闻,随心的谈话,读书,实践中所积累的知识技巧,突然间会按着新的思路和方案为你贯穿在一条线上!就象电子计算机,一下子抓住了关键。实际上这是我们思维过程中的一个飞跃。但这种飞跃,又非理性的思索。
       禅宗的特点是“不诉诸盲目的信仰,不去雄辩地论证色空有无,不去精细地讲求分析认识,不强调枯坐冥思,也不宣扬长修苦炼,而就在与生活本身保持直接联系的当下即得,就在四处皆有的现实境遇中悟道成佛。”他们主张超脱世间的荣辱得失,但又与道家的超脱不同,是只有回到内心才能解脱,是主张在直觉中体验人生的自由。
       艺术,是一种感性直觉活动。艺术包涵的内容极其广泛,涉及面相当的多,当人们企图诉诸理性对它解释的时候,总是只抓住了整体的其中的一面、两面儿,即使当代最完整的理论也很难将它的产生,它的思维,创作的过程,对它的欣赏……等问题阐发得鞭辟入微。它是整个生命力的冲动,是对整个主体自我完善的渴求。人们对它的表述,总是显得蹩脚,而只有通过自己在日常生活的大量感性认识中得到妙悟,达到了大彻大悟,才可直入堂奥。
       “它既非刻意追求,又非不追求,既非有意识,又非无意识;既非泯灭含虑,又非念念不忘,所谓在不住中又常住。”这,正是艺术创作的特点。有才能的书法家,在“悟”字上表现得特别突出。以往的书法史,某些书论家们,常常引用什么“夏云奇峰”,“担夫争道”,“惊蛇入草”之类的说法,来形容书法家在书法艺术上的开悟,实际这是故弄玄虚之谈!有书法实践经验者,都会感到,书法创作中的“顿悟”,绝非是看了一次“客观物体”所能奏效。我们当代人看到的物体更多,如果不是按照某种既定的理论去套实践,那么,很难有人说他的书作是直接受某一种物体启发所致。
       一个有才华的书法家创出了新书体,或者是出了“新意”,那是由他的气质、意志、修养、学识及他整个的主体在书法艺术的长期实践中,由更高层次的追求引导,是对潜意识而不仅仅是某客观物体、进行了调整,筛选,是最佳意向迅速汇集,是直觉的智慧因子压倒了理性中的想象、感知而与情感、意向,紧宻融合后所突然间迸发的结果。
       所以说,“悟”是在高层次上对现实的把握,是理性对于感性内容的积淀而使人直接感受到艺术的内在规律,这是“永恒的瞬间”或“瞬间的永恒”。
       许多书法大师并未进行深入的理性研究,书法实践一直在感性之中,但由于有悟性,他超越了感性,创造出了传世之作;而许多未必不勤奋、知识面儿不能谓之不高的书家,却一生只能徘徊在高层次书法艺术大门之外。其原因是缺少在感性中的“妙悟”。禅家的“悟”,的确为我们抓住了艺术创作与欣赏中的核心问题。
       这里,禅定之法,需要我们全面地深刻地理解。佛家谈“禅定”为“入定”。就是让自己整个身心,静思息虑,冥想妙理。此为佛家基本功“六度”之一,《大乘义章》十三讲,“禅定之心,正取所缘,各曰思维……,心住一缘,离于散动,故名为定”。
       实际上这是一种高度集中思维。它表现在书法上,就是在平时,身心时时事事都处于艺术追求的感性生活中,入迷入狂,如痴如醉。周围要有许多志同道合者,谈书,论书,挥洒,交流之余,然后使自己再能处于一个表面看似极度的安静,实则头脑在进行着高速的“电子”转换、归纳的思维之中!沒有修养的人,平日很难“静”下来,很难“入定”。学到坐禅“入定”之法,可以“调炼心意,专注一趣,平等持心,心一境胜。内伏烦恼,处绝攀援,意念坚定,力能盛大,由此不为世事所烦恼,不为八风所动”。哪八风?即“盛,衰,毁,誉,称,讥,苦,乐”这八风。周恩来总理年轻时有诗曰“面壁十年图破壁”,说的就是“达摩面壁”典故,达摩面壁十年,我们都不可能模仿,也无此必要。但其内涵和精神,却可以给我们以启示。书法家的入定,不能与佛家一样。禅宗是将一切看得毫无价值,无论生死、感情,他们都不屑一顾,他们追求的是淡泊宁静,超脱尘世,出世,
       在“入定”中达到永恒本体的心灵道路,使六根清净,割除烦恼。书法家“入定”,则是为了在任何情况下,都能达到高度思想集中,从而产生大智大慧、产生平时意想不到的超常功能。古人在《大学》中说:“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”。《大学》这段话,虽无禅意,却有禅法:就是要求做到让精神,无论在任何情况下,都会立即高度集中,不为外界所干扰。另外,每天坚持临帖,也是使思想达到高度集中的好方法。每天临摹,手脑并用,内外兼修,炼心炼性又练字,一举两得。我们可以将佛家超脱、出世的这一面儿抛开,借用好佛家讲“意”,讲“内心的修炼”,从而“游于艺”,玩好书法艺术,这也算得是“古为今用”,借梯上房吧。